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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之光，不只照亮岩层，也激发了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山大学生物学系师生已在丹霞山开展生物与生态教学实习与研究，百年来在此采集动植物标本近万份。在1941年，采集到一份特殊的昆虫标本，经过80年的沉寂后于2023年被认定为新物种——“丹霞真龙虱”予以发表。2018年，一场跨越学科的致敬悄然启程。同年，对丹霞地貌情有独钟的彭华教授离世，令从事丹霞山自然保护与研究的诸位同仁倍感痛心。

据中山大学当时开展丹霞补充科考的廖文波、凡强教授回忆，当时团队恰有一种丹霞山柿树科新种待发表，诸研究者与丹霞山管委会同仁一致认为应该以某种方式纪念彭华教授，遂以“彭华柿”(亦称丹霞柿)为之命名，以此纪念逝者。鉴于丹霞地貌与物种间所形成的特殊的协同演化关系，逐渐形成了一个约定：将此后在丹霞山发现的若干植物新种，献给这六位开创丹霞地貌研究的先贤。

此后八年，约定如草木生长，次第花开：“黄进报春苣苔”“国达铁角蕨”“景兰景天”“昭璇梨”相继面世，直至2026年“尚时茶”的发表，六位先驱——冯景兰、陈国达、吴尚时、曾昭璇、黄进、彭华——终于得以植物纪念之名，在丹霞山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聚首。它们不仅是标本馆里的标签，更成为丹霞崖壁上鲜活的生命。这是一份独特的基于对地质地貌学家的尊重，也属于植物学工作者的浪漫，让先驱之名长存于科学典册，也回荡着研究丹霞时对先贤的怀念。

从地质地貌与地质锤，到物种多样性与测序仪，从冯景兰先生的首次勘察到六种植物的命名圆满，中山大学与丹霞山的情谊已绵延近百年。如今，来自中山大学地质、生态、地理、考古、旅游、农学、数学等多学科的师生，仍持续在丹霞山开展科研与实践，于国家公园创建之路续写协作新篇。同时，也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相继对丹霞地貌和丹霞生物生态进行研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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